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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带崛起:从粤港澳湾区到雄安新区

发布时间:2018-1-12 10:56: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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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导和基调,城市群正随着雄安新区、粤港澳大湾区的筹建,跨越传统的省域经济,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。集体土地改革、扩区域资源流动及制度改革、新产业涌现,令人目不暇接。


  城市带崛起,会给当下房地产等市场带来多少冲击?科技创新下的雄安新区建设,会给市场带来几多惊艳?粤港澳大湾区会否出现“湾区奇迹”?


  2017年11月16日,第八届财新峰会举行“城市带崛起:从粤港澳湾区到雄安新区论坛”分论坛,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、中国城市和小城镇中心、中国人民大学、瑞银集团的专家学者,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。


       雄安新区潜力大,创新创业要趁早
   雄安新区蕴含着诸多市场机遇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认为,新区建设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,政策制度要搭建广阔的创新创业空间。


  目前雄安新区正处在初期阶段,政府既要在交通通讯等城市基础设施、生态人居环境营造、公共服务保障等方面发挥作用,又要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,培育吸引人才、高效配置资源的市场机制。


  张军扩表示,雄安新区现在开发程度比较低,发展空间十分广阔,这样的环境对于有志于创新创业的人士来说,是难得的历史机遇。“在发展早期,困难和挑战在所难免,但等到各方面条件具备了、成熟了,恐怕机会也就相应减少了。”张军扩说。


  他认为,推动雄安新区创新发展,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必不可少,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,核心是正确发挥政府作用。


  他提到,在发展初期阶段,政府既要在交通通讯等城市基础设施、生态人居环境营造、公共服务保障等方面发挥作用,又要通过改革和调整政策,培育能够吸引积聚人才、高效配置资源的市场机制。


  张军扩建议,在雄安新区发展初级阶段,政府应加强产业政策引导,构建推动创新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,努力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。


  对于雄安新区蕴藏的机遇,张军扩分析:雄安新区位于京津冀区域,这一城市群当中,科技资源丰富,是全国其他区域所无法比拟的。雄安新区还具备体制和政策优势,背后有中央和国家大力支持。新区距北京、天津等距,快速交通网建成后,均可实现30分钟通达,交通十分便捷。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逐步迁入,雄安新区将和通州新区共同形成首都的新两翼。


  政府放权,让市场要素流动起来
  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基调,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之一。新兴产业集聚、跨区域资源配置,皆是城市带崛起的题中之义。在南方,珠三角扩围升级,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即将面世;在北方,雄安新区又“划了一个圈”,未来要成为城市建设发展示范标杆。要想跻身世界级城市群,区域经济面临机遇和挑战。


  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强调: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伴随产物,“发达国家都是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,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却不一定是发达国家”。没有发展潜力的城市化难以为继,大城市和房价的相互作用值得深思熟虑。


  汪涛表示,受户籍制度和行政定位影响,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可能被低估了,一些人不是没有到城市,只是所在地区没有被政府算作城市。


  国家统计局2017年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,2016年末,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(城镇化率)为57.35%。汪涛认为,这一数据有偏差。她表示,城市因经济发展而生,“南方有很多地区,行政上只是县或镇,但在北方,相当于城市,只不过在行政上还不能叫做城市”。她提醒,各级政府大兴土木,期待城镇化带来大发展,政府官员一定要意识到,人口慢慢见顶了。


  汪涛认为,建设城市群,能够把一些卫星城市跟中心城市结合起来,疏解中心城市的压力,降低大城市房价的推动力。


  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前景,汪涛透露:瑞银通过对100多个城市的调查发现,目前购房者最大的动力是“怕错过”,既怕现在不买以后就买不起,又怕失去了赚钱的机会,而且认为房价会一直涨下去。如果房价停止上涨或者涨幅趋缓,上述购房需求就会减弱。


  汪涛认为,资源在特大城市高度集中,雄安新区的发展就是要把这些公共资源分散到更多的地方,通过便捷的公共交通体系,把一些卫星城市跟中心城市结合起来,减少中心城市压力,缓和大城市房价上涨势头,控制好营商和居住成本。


  京津冀崛起要过市场化大关
  放眼京津冀城市群,中国城市和小城镇中心副理事长乔润令认为,相较于长三角、珠三角城市群,京津冀崛起必须闯过市场化大关。


  乔润令多次探访京津冀各地,他觉得,京津冀地区官场文化过于发达,这主要体现在迷信政府、迷信政策、迷信权力、迷信领导。京津冀地区缺乏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城市,不乏抑制小城镇发展的地级市,导致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距离长三角、珠三角存在明显差距——这些现象无不和观念落后息息相关。在官场思维指引下,一些地区借助行政力量转变为地级市。这些城市欠缺活力,行政概念大于区域经济概念。乔润令指出,京津冀地区坐拥“东部区位”,如果守着“中部体制”,抱着“西部观念”,能否崛起值得思考。


  乔润令批评说,一些小城镇对多少领导人前往视察过津津乐道。反观江浙地区,当地官员将精力和工作聚焦在降低成本、改善服务、提高效率上。比如,“浙江人在德清发明了‘洋家乐’,为长三角的老外服务,北京的老外最多,没人想到这个事。”乔润令说。他认为,这是因为“都去想领导,没有想市场”。


  因此, 他建议:政府要打破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束缚,特别是要探讨建立跨行政区划的税收分成机制;要破除官场思维,政府要放权让利,以市场化改革带动雄安新区和区域经济发展;政府还要放权让利,把活力还给民营企业,放松中小城市管制,省管县制度值得借鉴。


  以都市圈为范围 分配建设用地指标
  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守英认为,都市圈发展需要生产要素高度流动,城市之间也要形成分工。现在土地仍然是地方政府的“经济发动机”,“一把手”支配资源仍是普遍现状。


  具体来说,资源核心即土地,对地方政府来说,“土地就是经济的发动机”。然而都市圈要求生产要素高度能够流动,城市之间也要形成分工。以行政权力分配土地资源,结果是级别高的地方指标高,且各地工业化诉求雷同。


  刘守英认为,以都市圈为范围分配建设用地指标,有利于优化土地结构,为区域间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创造条件。那么,选择城市带开展试点,以都市圈为范围分配建设用地指标,以利土地结构优化,为区域间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创造条件。


  刘守英提出设想:以某一个都市圈为范围,分配土地供应指标,打破现在行政权力对土地资源的主导。


  刘守英同时提出, “人”的城市化过程不容忽视。刘守英把农民工分为三代。“农一代”没想在城市留下来,“农二代”选择留在城市,他们收入中大部分用于城市消费,生活方式也已经城市化。“农二代”还想把子女转移至城市,目前面临受教育权利平等障碍,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帮助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落脚,保障他们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,处理好他们的居住问题。


  刘守英提醒,“农二代”城市化如果解决不好,将来“农三代”问题就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,可能还要波及社会和政治。


  刘守英称,人在城市落脚,核心诉求是居住。现在政策改革,允许城市内以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房。他希望,这类公共租赁房应主要惠及进城的农民工。


  短短一个多小时的讨论,观点异彩纷呈。会上大家形成共识:城市带需要友好的营商环境;经济要素要突破行政壁垒跨区流动;呼唤接近市场的政府治理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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